郑逸梅在《书报忆旧》中提到上海沦陷时期的杂志界说道：“当时上海的杂志有三个型式，一是《万象》型、二是《杂志》型、三是《古今》型。”这三种杂志开本装帧各异，内容风格各异，各有作者群和读者群，一时间，三种杂志在期刊界鼎足而立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对《万象》人们提到的最多，杨义的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》专辟一章谈论它——“新旧文学鸿沟在《万象》的填补”。
在这三种代表性的杂志中面目最不清晰，最少被人提及而最多被人误识的要算《杂志》了。《中国报刊辞典》（1815－1949）（书海出版社出版）对《杂志》曾作如下介绍：“1938年5月10日在上海创刊。吕怀成主编。主要内容为国际形势的报道和分析。曾详细论述了西方英美法与德意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中日两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、文化、外交等方面的情况。对八年抗战中的历次重大战役有较详实的报道，歌颂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，在国统区颇有影响。初为半月刊。1942年8月第9卷第5期起改为月刊，1945年8月出至第15卷第5期后停刊。”其实，这样的介绍并不全面，该刊曾二度停刊，又二度复刊。第9卷第5期是“复刊号”（第二次）。而且正是由这次复刊开始，该刊的内容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主编也易为吴诚之。辞典对此语焉不详，致使一些新文学史料的研究者也对此刊的后期不甚了然。在此随手录下第十四卷第二期目录，可知刊风的变向：《长衫的是非》（哲非）、《切腹谈》（孟涵）、《商编》（周越然）、《东西二场访书记》（挹彭）、《医话》（文载道）、《德黑兰会议记》（柏高）、《塞上风》（贯洋）、《殷宝滟送花楼会》（列女传之一）（张爱玲）、《独眼龙》（郭朋）、《采访杂录》（洛奋）、《女人的故事》（庆子）、《掌故座谈》（出席者：内山完造、包天笑、松平忠久、周越然、徐卓呆、福间、钱芥尘）、《介绍毕加索》（令狐原）、《苦闷》（白文）、《莼与鲈》（叶茜）、《骆驼》（章羽）、《寄远》（钟逸）、《丝织大王的梦》（王韦）、《六朝文话》（刘钰）、《记谭惟翰》（康民）、《大草原》（谷正木魁）、《天涯海角》（石挥）、《庭园趣味》（徐卓呆）。
复刊后的《杂志》背景极其复杂，当年被公认为是“汉奸”刊物，许多不明内幕的有良知的作家都耻于与其来往，如《万象》的作家群就似乎达成默契：投稿《万象》者，便不向《杂志》投稿。历史的迷雾许多年以后才拨散，其实《杂志》社的骨干吴诚之（主编）、袁殊（社长）等都是奉命打入敌伪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，执行的是党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采取“隐蔽精干、长期隐伏、积蓄力量、以待时机”的方针，对文艺工作则强调不动声色的斗争方式，力避在创作中拖光明尾巴的倾向，文艺宣传要“大众化”，经营管理要“事业化”。袁殊抗战胜利后即奉命转移到革命根据地，1987年去世。袁殊以“君匡”之名在《杂志》上写了《长春集帖记》、《不完篇记》、《古城的迟暮》等文，并为汪正禾《曲园记》配图摄影。袁殊在《杂志》上还写了《冬心》一诗，末句“天寒道苦，走着过来，冬心蛰眠着为迎春潜跃”，也可看作心境的表露。《古城的迟暮》记下了跨车胡同访齐白石翁、八道湾访知堂老人的经过，结果于齐白石处购得六尺蟹图一幅，知堂则录一首近作予他：“年年乞巧徒成拙，鸟鹊填桥事大难，犹是世尊悲悯意，不如市井闹盂兰。”袁殊也趁此机会向知堂约稿，以后《杂志》上便有了周作人的文字。
《杂志》是主张“出名要趁早”的张爱玲“文坛登龙”的重要阵地，《金锁记》、《倾城之恋》、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等均首刊于此，并由杂志社结集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《传奇》。张爱玲毫不掩饰出书的快乐：“从前我一直这样想着：等我的书出版了，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，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，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、看热闹。我要问报贩，装出不相干的样子：‘销路还好吧？——太贵了，这么贵，真还有人买吗？’呵，出名要趁早呀！来得太晚的话，快乐也不那么痛快。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，也是发疯似地高兴着，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，每一次都象是头一次见到。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。所以更加要催：快，快，迟了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”
有藏书家说过，“炒冷饭”的话，杂志比书趣昧要多些。想想，不无道理。《杂志》中谈书的文章今天仍堪嚼味，如文载道《我与书》，很长，分上下二期刊毕，此文虽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“新世纪万有丈库”《风土小记》中，但比《杂志》中的原文少了大约1500字，教人无法相信新出版的旧书是否“老僧古庙、原物原套”。李慈铭日记中的一段话颇可作为文人痴迷书话的注脚：“每念此物流转无常，日后不识落谁手，雪泥鸿爪少留因缘，亦使后世知我姓名。”《杂志》中谢国桢（刚主）的《我之书癖》、纪果庵的《书房漫步》、柳存仁的《琉璃厂》、郭梦鸥的《谈买书》、《谈借书》都是令人复读不厌的。何挹彭的《东西二场访书记》是珍贵的旧书业史料，讲述的是旧京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的旧书铺掌故，很详很细，前尘梦影，如在眼前。今日二场之地高楼林立，欲寻旧人旧事，只有翻翻泛黄发脆的老杂志了，何挹彭当年与藏书家黄裳、谢兴尧都有过往，如今黄、谢二老都是八、九十岁的人了。往事依稀浑似梦，问及何挹彭其人，已记不起来了。
前段时间于专售旧期刊的中国书店，见到一小堆打好包的杂志，看样子是什么人已经买下但还未取走，与相熟的店员打听，原来是日本某研究机关购买的，“一水儿”齐整的上海沦陷期所出杂志。我们是在研究探讨被侵略被压迫下的文化的生存状态，日本人买去难道是为了反思他们的战争罪行吗？那天，从书店出来，心情与往日不一样，说不出是沉重还是压抑，难道是一种酸溜溜？因为日本人买去的杂志中有几种是我不存的，太贵、买不起。
